通货紧缩首先是一个关于物价动态的概念。关于物价的动态，我们可以有三个概念来刻划：一是通货膨胀，它指的是物价水平和生活费用的长期提高；二是抑制通货膨胀，它指的是物价水平仍在上升，但上涨率却在下降；三是通货紧缩，作为通货膨胀的反义词，它指的是一般物价水平和生活费用的长期持续下降。如果物价下跌反映的是生产率的提高，那就不能认为通货紧缩是一件坏事。然而，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甚至是下降的条件下出现物价下跌，就可能是一件坏事，因为它反映的是企业产出的下降和消费者购买力的下降。通货紧缩还将使得企业推迟投资，从而削弱社会潜在的生产能力。更严重的是，它会使实际利率上升，并导致金融机构“惜贷”，从而使通货紧缩自我恶性循环。
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来考察，通货紧缩是一种比较“古典”的与经济衰退相伴随的现象。它的典型特征是，由于产品和劳务供过于求，导致投资机会减少和投资的边际收益率下降。与此对应，则是储蓄的相对过剩。储蓄大于投资表现在产品市场上，就是产品过剩、库存增加、开工不足和物价下跌；表现在劳动市场上，就是失业率上升；在金融领域里，则是全社会信贷量的螺旋式紧缩，同时，伴随着物价水平的下降，实际利率不断提高。可见，如果说通货膨胀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货币现象，那么，通货紧缩则基本上是一种实体经济现象：问题不在于货币和信用的供应不足（在现代金融制度下，这是可以通过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来解决的），而在于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相对减少和缺乏适当的贷款对象。
从本质上说，通货紧缩是一种实体经济现象。但是，既然有“通货”两字，它也就与货币因素有密切的关系。
由于货币制度不同，货币因素在通货紧缩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存在着差别。
在金本位条件下，由于货币供应受制于货币材料（黄金的生产）的生产，通货紧缩基本上是一个不可控的外生变量。例如，1819～1925年的英国，继战争诱发的通货膨胀之后，英国政府按战前的价格水平恢复了英镑与黄金的兑换比价。由于黄金供应相对不足，英国经历了长达100年的通货紧缩时期。再有，在19世纪末，即1870～1890年，实行黄金本位的国家也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长时期的通货紧缩，且年均价格跌幅在1％至～2％。这种通货紧缩是因黄金产量不能满足由于经济发展所导致的对货币日益增长的需求所致，同时也是各国政府维持或选择金本位制政策的结果。直到19世纪90年代在南非德兰士瓦发现了新的金矿和北美育空河开发出新的金矿，价格“大萧条”才告结束。在理论上，我们可以将在金本位制下的通货紧缩称作“古典型”通货紧缩。
在信用货币制度下，由于货币供应在相应程度上具有“内生性”，通货紧缩的发生机制有了较大的变化。对此“债务——紧缩理论”提供了一种较为完善的解释。这种理论认为，在经济陷入通货紧缩之前的一段时期中，由于新发明和新产业的出现，由于新的资源得以被利用，投资者可以发现大量具有丰厚预期利润的投资机会。由于经济扩张的速度极快，投资者不可能依赖自身的积累来追逐这些诱人的投资机会。于是，与大规模投资相伴随的，几乎总是负债的大规模增加。为良好的投资回报率所引诱，金融机构通常也愿意满足投资者的贷款需求。于是，贷款规模不断扩大，市场利率也随之走高。但是，在技术水平已定的条件下，投资的边际收益率总会面临下降局面。一旦人们取得高利润的期望因此而被动摇，便会着手销售资产以偿还债务。债务的清偿将迫使人们廉价抛售资产，企业亏损乃至倒闭的现象就会出现。由于市场饱和，产出将下降，贸易将萎缩，失业也将增加。在企业效益下降的条件下，金融机构将出现不良资产；随着时间的推移，不良资产的规模将不断增加。为了保护自己，金融机构的贷款将更加谨慎，贷款的增加速度将放慢，存款货币就会减少，货币流通速度也会减慢。这时，通货紧缩局面便开始出现。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商业上的亏损、破产和失业，将导致人们产生悲观情绪并丧失信心；反转来，这又会使得人们进行窖藏，从而更大幅度地减慢货币流通速度。与此对应，由于物价水平不断降低，实际利率将不断上升。受此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将进一步下滑。这一过程反复进行，通货紧缩日趋严重，最终将导致经济的大衰退。
治理通货紧缩，我们需要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在这里，长期的经济调整战略和短期的应急措施都是十分重要的。
长期战略应致力于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具体说，第一，营造一个发展高科技产业的经济和社会环境。第二，应根据国内外产业发展的新情况和新趋势，重新审视并确定我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产业政策着力提升我国的产业结构。第三，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我国经济的市场化建设，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在这里，我们特别强调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的作用。应当看到，我国现有的各种制度，基本上是在短缺经济条件下确立的，它们的主要倾向，都是约束消费和抑制投资。仅就私人购车来说，目前征收的费用多达200余项，一般要占去购车款的20％左右。这样一些制度若不破除，刺激需求和投资就是空谈。一般地说，如果确认我国经济已经基本上从传统的供给约束型转向需求约束型，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对我们的法律、法规、政策以及散见于各种经济管理部门、各级政府浩如烟海的规定进行一次系统而全面清理，并使它们全面转向刺激需求的轨道上去。
强调制度变革的作用，同时也意味着我们不能高估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的作用。换言之，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解决当前的问题，我们可能不应当沿用最近几年的思路，即主要依靠不断加强政府的作用来解决问题。我们应当转变思路，除了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直接刺激经济增长之外，更应当创造让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让企业和居民更充分发挥其市场经济主体作用的制度环境。
面对通货紧缩，仔细研究在80年代于美国风行一时的“供应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是有益的。众所周知，供应学派是应治理“滞胀”之需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但是，在我看来，在对付“滞”和“胀”两个目标上，其治理“滞”颇为有力，但治“胀”则显得并不成功，至少它需要与传统的需求管理相配合，方能发挥效力。有鉴于此，我们今天重新审视供应学派的主张，特别应关注其治理“停滞”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
从政策涵义上看，供应学派的主张是相对简单的；我们几乎可用“减税”两字就可将其全部概括。然而，在减税主张的背后，深藏着西方世界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重新理解，对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实行宏观调控的经验和教训的反思，以及对政府的经济管理哲学的重新审视。简言之，供应学派的核心在于：在治理经济停滞方面，市场和微观经济主体是主力军，政府则只应关注那些它应当关注的事情，只应做那些它能够作到的事。减税的目的，就是要创造这样一种制度环境。就此而论，我们的建议与供应学派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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